略论“一带一路”战略下法治发展新趋势及司法应对

发布时间:2016-11-29 | 来源:本站 | 作者:原创 | 浏览数:17457 次

 

略论“一带一路”战略下法治发展新趋势及司法应对

——探索构建多元化司法服务平台

 (作者:研究室 赖艳芳)

一、“一带一路”战略下的法治发展新趋势

 “一带一路”战略既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举措,也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实现“一带一路”战略持久发展,离不开法治的保障。在法治保障“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一带一路”的发展也将反作用于法治建设,促使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法治发展更趋向国际化。法治作为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广泛运用于各国治理和全球治理的实践之中,同样也会广泛运用于发展战略导向之中。虽然关于法治的内涵和具体建设目标,各国存在差异,但法治建设在完善国家治理和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则趋于一致共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言时就曾指出:“我们应该共同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推动各方在国际关系中遵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用同一适用的规则来明是非、促和平、谋发展。” 因此,在全面倡导法治化的大背景下,“一带一路”建设必然需要更完备的法治建设,用以保障“一带一路”战略下所有贸易、投资、资源能源共享等合作活动的规范运行,进而促进沿线各国、各地区在良性互动平台上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一带一路”战略强调各国增强联系紧密度,提倡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用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具体内涵归纳起来呈现“五通三同”特点,“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三同”即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在此背景下,我国法治建设将与更多国家、民族、文化和法律传统在更广阔的范围和更持久的时间里产生更多交集,实质上,就是向法治国际化方向发展。法治国际化是通过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的互动、促进、借鉴来实现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形式上双向交流。在全球化经济带动和“一带一路”战略促进的双重作用下,国内法治必将更多借鉴国际法治先进经验,并会更多依据国际法规则开展国内立法、司法和行政等活动;各国通过参加国际组织、谈判和签署条约、制定规则、解决国际争端等参与到国际化的法治建设中,不断将自身的诉求、国内法治经验输往国际法律制度,最终形成双向互动、双向借鉴、双向影响的效果。二是趋势上深化发展。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的互动不是一个简单的叠加结合,而是一个具有系统性、复杂性、长期性的工程,二者是在积极互动和借鉴中提升法治水平、扩大影响范围。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的互动特点和趋势要求“一带一路”建设必须走法治化道路,不仅需要沿线各国加强国内法治建设,营造公平、公正的国内法治环境,还需要沿线各国共同打造适用“一带一路”建设特点的国际条约体系,加强立法、司法等法律部门合作,构建“一带一路”建设的国际法治基础。

 二、法治发展新趋势下我国司法建设新特点

在我国法治高速发展浪潮中,人民法院作为司法机关,无论是在推动法治建设中,还是保障“一带一路”建设中都发挥着独特的价值作用,对促进司法事业的发展也肩负着重要的职责使命。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新要求以及我国法治建设的新形势下,人民法院应从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互动的战略高度,探索和把握二者间互动的特点和规律,找准自身定位,充分发挥司法保障和服务职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的互动。具体来说呈现几个方面的新特点:

一是“一带一路”建设对涉外刑事、民商事审判工作提出新要求。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存在着国际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毒品、走私等刑事犯罪活跃,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推进,严峻的刑事犯罪形势为司法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合作内容是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升经贸合作水平、大力拓展产业投资、深化能源资源合作、拓展金融合作领域等。随着这些领域建设工作的推进和开展,我国与沿线各国之间的资金、货物、人员流动量将会大幅增加,流动频率将不断提高,与之相关的涉外民商事纠纷和海事争议必将增多。

二是“一带一路”建设对司法协助工作提出新要求。目前,我国已经对外签署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和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累计近百项,涵盖新加坡、泰国、老挝、俄罗斯、罗马尼亚等亚洲、欧洲沿线国家。在受理涉及“一带一路”建设相关案件时,需要严格依据签订的司法协助条约办理送达、取证、司法判决承认与执行等工作。这就要求法院对我国与沿线国家或地区签署的条约能够做到“三准”,即准确理解、准确掌握、准确运用,与这些国家司法机构一同严格遵守公约规定的司法协助规则,共同致力于打击违反犯罪活动,共同促进各国经贸发展,切实保障“一带一路”战略稳步推进。

三是“一带一路”建设对国际商事仲裁审查工作提出新要求。“一带一路”建设涉及不同地区、不同国家,涵盖金融、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能源资源开发利用、海上运输保险等众多领域,争端解决方式必然呈现多元化特点,其中,国际商事仲裁因具有高效性、便捷性等特点而广受运用。由于我国与沿线国的司法交流基础较为薄弱,与沿线国仲裁机构之间的合作偏少,因此对各国各地区仲裁法律和仲裁规则的了解准确度还有待提高,这就给人民法院对这些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进行审查提出了新的挑战。

四是“一带一路”建设对司法公开和信息化建设提出新要求。涉及“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案件,无论是涉外刑事案件、涉外民商事案件,还是司法判决承认和执行,或者是国际商事仲裁的审查与执行,都是涉及面广、影响力大。为了实现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共同繁荣战略目标,司法权威作为促进繁荣发展的法治建设基础,需要不断加大司法公开力度,拓宽司法公开渠道,不断提升我国司法工作的国际形象。此外,加大司法公开力度和深度都需要更健全的信息化建设,从这一方面来说,法院就需要进一步强化信息化建设,充分运用先进技术和高科技手段,丰富司法公开载体,提升司法公开时效,充分保护案件当事人的知情权。

五是“一带一路”建设对国际司法交流合作提出新要求。各国经济发展程度和水平的差异,决定了接受和运用国际经济法规则的能力不尽相同,要实现沿线各国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就需要各国根据自身国情接受并运用国际规则处理国际争端和交往关系,强化司法互动交流,共同制定和实施相关公约、规则,建立相关法律机制,最终实现在法治框架下的共同繁荣。而这就对我国司法机关提出了司法国际化的新要求,即要求法院要树立司法国际化理念,强化与各国各地区的交流合作,积极探索处理涉外新类型案件的矛盾解决机制,依托司法公开平台打开司法国际窗口,建立健全涉外司法服务等,切实为“一带一路”建设保驾护航。

六是“一带一路”建设对司法人才提出新要求。司法人才是落实“一带一路”建设的司法保障工作的核心。在增强国际司法交流合作的新形势下,法院需要培养一批熟悉涉外审判业务、具备对外交流能力、通晓国际经济运行规则的复合型人才,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涉及金融、投资、贸易等领域的国际法规则和仲裁法律,人才因素成为决定司法保障工作是否能够落实到位的关键因素,因此,“一带一路”给司法审判工作带来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对法院工作和人才培养提出了严峻考验。

三、“一带一路”战略下司法应对的挑战与优势

(一)“一带一路”战略下司法应对的挑战

“一带一路”作为一项开放式的合作战略,将欧亚非大陆及附近海洋连接起来,涉及沿线6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进程中,国际矛盾争端不可避免,而各国由于政治体制、历史文化、法律制度、标准体系的不同,在处理境内境外纠纷矛盾中也将不可避免地出现诸多争端解决冲突,这为我国司法应对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一是“一带一路”沿线涉及的国家和地区数量多,其法律体系涉及面大,包括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伊斯兰法系。法律体系的不同将导致出现法律争端时国家之间的处理方式不同,法律的适用性被削弱,从而带来一系列法律风险;二是沿线国家大多属于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有些国家法律制度并不完善,执法随意性和变化较大,或者通过颁布法律对境外投资者的跨国并购投资设置特别条件和程序予以限制,导致企业的海外投资风险增加;三是沿线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及民族、文化、自然环境的差异,还需要特别关注知识产权、劳动用工、环境保护、税收、贸易保护方面的法律风险;四是存在争端解决及仲裁裁决的执行风险。尤其在商事仲裁方面,许多沿线周边国家不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这些国家有关法律制度不受WTO关于国际贸易仲裁制度的约束。有的国家也不是《纽约公约》的缔约国,相关仲裁裁决在获得这些国家的法院承认和执行方面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加大了与这些国家商事纠纷的风险。

(二)应对“一带一路”挑战的本土司法优势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司法改革的内在动力和外部环境都正处于最好的时期。经历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我国司法责任制、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以及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等四项重点改革得以深入推进,司法深层次的体制问题有望得到根本性解决。通过司法体制改革,我国保障和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司法水平将大幅提升,加上我国特有的司法制度和基层审判经验,我国在应对“一带一路”建设方面具有独特的本土优势。

一是拥有中国特色的司法模式。我国注重借鉴融汇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特点,在法律渊源方面,我国建立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审判制度,创造了以成为法为主、案例指导制度为辅的法律适用模式,多元化的法律适用模式对了解和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复杂的法律适用情况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在审判方式方面,我国同样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审判方式,即融汇纠问式与抗辩式元素的审判方式。英美法系审判方式采用当事人主义或抗辩式,法官处于消极状态,不参与调查、不直接参与庭辩,而大陆法系则采用职权主义或纠问式,法官可以调查取证,控制庭辩进程,对不实证词可干涉。我国主要实行纠问式审判方式,但近年来强调借鉴英美法系的抗辩式,最终形成两种元素的有机融合,即体现纠问式特点的法官可以亲自调查取证以及庭审中第一阶段主导法庭调查,与体现抗辩式特点的庭审第二阶段法庭辩论并存。这样的审判方式吸收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优点,有利于最大限度实现公平公正与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对服务保障“一带一路”建设,促进经济、贸易、投资等合作共荣具有独特的本土司法优势。

二是拥有中国特色的司法服务经验。我国的司法服务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强调司法权的政治功能,通过政策推进的方式贯彻执行。这类具有主动性的司法服务有几个表现方式,包括通过司法解释将公共政策转化到司法领域,强化法律服务功能,发出司法建议积极建言献策,强化纠纷化解方式的多元化,强化涉诉民意沟通表达和司法公开等等。这些司法服务存在于我国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是满足内部司法环境的需要,也是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能够有效帮助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长期的实践让我国在提升司法公信力、司法效率,实现司法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为“一带一路”战略提供优质司法保障,归根到底就是服务建设、服务发展,为“一带一路”在法治框架下推进各项经贸合作保驾护航。因此,丰富的司法服务经验有助于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更多更好司法服务的实践探索,如主动整合法律信息资源,主动探索全新的司法资源共享平台,主动探索统一的多元化纠纷化解机制等。

三是拥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化纠纷化解机制。近年来,我国摸索建立了一套“大调解”工作机制,整合各类调解资源和手段,从不同角度满足不同纠纷解决需求,从而使当事人有更充分的选择权,获得更便利、经济、符合情理的纠纷解决和法律服务,在对应社会快速转型期利用格局调整、深层次矛盾不断显现、司法资源不足等问题上发挥突出作用。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深入,经贸交流中产生的各类争端会大幅增长,新情况、新问题将层出不穷,紧紧依靠诉讼或仲裁来化解矛盾纠纷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合作发展初期,诉讼方式可能会因为法律冲突问题产生反向效果,从而影响沿线国或地区与我国经贸关系。若在诉讼或仲裁程序前设置科学合理的调解程序,则有利于最大限度促进与各国各地区经贸关系的和谐相处。从这一角度来看,由于我国一直致力于多元化纠纷化解机制建设,积累了丰富的调解工作经验,有望将这种“东方智慧”发挥在更广阔的历史舞台,为保障“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的争端化解机制。

四、探索构建“一带一路”多元化司法服务平台

“一带一路”作为我国新时期的重大对外开放发展新战略已经启动,国内各行业、各部门、各阶层都积极响应、参与,可以预见,“一带一路”将为沿线各国各地区带来难以估量的新的发展机遇,为亚洲乃至全球经济发展形成新的发展引擎,同时也为我国司法建设带来特殊的发展驱动力。如何在“一带一路”发展机遇与挑战面前成功实现我国法治建设、司法建设从本土化向国际化跨越的目标,乃是当前所有法律工作者应当大力研究的重要命题。为进一步提升“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司法服务水平,实现司法工作向国际化标准接轨,笔者提出探索构建多元化司法服务平台的粗浅构想:

(一)探索建立“一带一路”多元化司法服务平台

“一带一路”战略是国家发展层面上的超级工程,涉及的行业面广、产业量大,要做好“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司法服务应对,就需要统筹整体规划,整合司法资源,以平台发展战略推进司法建设。为此,笔者建议建立一个全新的“一带一路”司法服务平台,以平台为载体,实现司法服务集成一体化,实现司法资源深度整合以及司法人才深度提升,探索建立多元化争端化解机制,切实为“一带一路”建设发展提供司法国际化、信息化、高效化一流服务。

(二)“一带一路”多元化司法服务平台的框架及运行规则

多元化司法服务平台是由我国提倡构建,以国家服务平台为名义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推广,以司法服务、解决司法争端为主要内容的战略性服务平台。该平台是以最高人民法院为主导,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积极探索推进的一项创新性工作。

多元化司法服务平台由若干子项目共同组成,具体包括法律数据库、司法人才库、专项法律智库以及争端调解机制,各项目均以平台为载体独立建设、统一推进。主要目的是解决司法服务量大、面广的兼容与互促问题,将不同的司法服务项目整合为一体,有利于统筹规划和资源共享,也有利于在统一推进的基础上满足多元化建设要求,促进关于司法服务的各个项目建设目标得以实现。

(三)“一带一路”多元化司法服务平台的具体项目设计

1.建立“一带一路”法律数据库,共享沿线国家(地区)法律规定。2015年9月,国务院发布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将大数据应用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在司法领域,大数据有很多可挖掘、可利用、可产生价值的地方,如何利用大数据发展机遇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司法保障是当前亟需重视的问题。实际上,法律数据库已经为人们所熟知并使用,国内外常见的法律数据库包括Lexis、WestLaw、HeinOnline、Beck-Onlin、北大法宝、台湾月旦知识库等,但这些法律数据库高度集中在高校使用,出于种种原因,司法实务界很难共享此类数据库的资源。实践中,以法院为例,一线法官在办案过程中主要依靠以查阅法条(纸质)、书籍为主的传统接受资讯方式进行办案,绝大多数法官无条件使用电子数据库进行查阅或搜索。由于法官长期奋战在审判一线,对我国法律法规能够熟悉掌握并运用,传统接受资讯方式并不会形成太大的局限或障碍。然而,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发展,沿线各国各地区法律法规庞杂,传统的查阅方式必然无法适应发展新形势。为解决这一问题,利用大数据建设,建议最高人民法院牵头,开发全新的综合法律数据库,数据库信息资源覆盖“一带一路”沿线合作国家与地区。具体建议包括:

一是国内法律法规全覆盖。将“一带一路”建设中涉及的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的刑事法律法规,涉及经贸合作、产业投资、能源资源合作、金融合作等相关民商事法律法规以及其他与执行、仲裁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全部收集到数据库,实现法律法规电子查阅便捷化、高效化。二是涉外法律法规全整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超过六十个,庞杂的涉外法律给法律工作者带来巨大挑战,因此有必要将沿线合作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收集整合,同样能够通过法律数据库平台进行检索查阅,切实为法律工作者了解国外具体法律规定以及选择适用法律提供有力支撑。三是“一带一路”经典案例全收集。“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国内外法治建设问题处于摸索阶段,争端解决机制尚未建立,依靠仲裁和诉讼的方式解决争端仍是主要方式,对此,收集涉“一带一路”经典案例并在数据库中公开,能够较大限度引导国内外各类合作交流向合法、和谐、互促的方向发展,也能够为司法审判提供符合国情发展需要的审判指引。四是中英文语种全通用。为方便沿线各国各地区法律工作者查阅数据库,该数据库建立应以国际化标准为要求,建立数据库中英文双语种选择功能,内容方面,除案例以外,实行法律法规中英文双版本,逐步将数据库推广至沿线各国各地区广泛使用。五是数据库资源全开放。与民间资本建立的数据库不同,“一带一路”法律数据库由官方建立,目的是最大程度推动和保障“一带一路”建设发展,因此,数据库查询应当实行平台共享化、检索免费化,并根据与沿线国家地区的合作关系,对其实行数据库资源全开放。

2. 建立司法人才库,实现跨区域人才资源优化调配。在“一带一路”战略下对司法工作的挑战中,司法人才的缺乏是其中一个严峻的挑战。由于“一带一路”建设牵涉法律纠纷面广、法律风险程度高、新型疑难问题量大,司法才人在应对这一挑战必须具有四个要素:一是精通外语,能够熟练运用外语(含小语种)进行沟通交流、查阅资料;二是业务水平过硬,能够妥善处理精尖专的类型案件;三是庭审驾驭能力强,能够应对各类庭审突发情况;四是法律论证能力强,能够在司法裁判文书中进行逻辑缜密的法律论证,论证表达专业、精确。对于这样的硬要求,当前很多地区都缺乏此类复合型、国际型司法人才,但“一带一路”的发展不会因此停滞不前,而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倒逼司法建设、倒逼司法人才挖掘。

鉴于培养一大批优秀司法人才无法短时间完成,那么在现阶段如何应对发展的需求,笔者建议:一是建立跨行政区划司法人才库,以广东省为例,可以设立东、西两个片区的人才库,东片区以深圳、东莞为核心,西片区以广州、佛山为核心,将全省涉外审判人才资源优化整合,并建立以尖端人才带动优秀人才的传帮带模式,发挥尖端人才的核心竞争力,不断激励、壮大全省司法人才队伍;二是入库司法人才组建特别合议庭,审理涉“一带一路”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特别合议庭设在片区的核心城市,其他审判人员采用“走动”的方式开展审判工作,如特别合议庭设在广州,合议庭由广州法官、佛山法官和江门法官组成,则佛山和江门的法官需到广州开展审判工作;三是定期对入库人才开展考核筛选,司法人才库应保持流动性、竞争性,建立筛选机制和淘汰机制,将已不适应该项审判工作的人员及时调整出去,将有潜力、有基础的年轻审判力量及时调配进来,同时还要建立激励、奖励机制,通过考核和激励机制,促进优秀人才更趋优秀,青年法官更趋成熟,全省优秀涉外法官更趋多元化。

3. 建立专项法律智库,汇集前沿性专项研究成果。现代经济本身就具有复杂性和不易掌握性等特征,加之涉及众多国家、地区和区域,其复杂程度可以想象。为了有效控制经济投资贸易过程中的法律风险,建立具有针对性、前瞻性的专项研究平台必不可少,将专项研究成果汇集成共享资源同样必不可少。实践中,在纠纷爆发以前,很多企业并不会关注某个投资、贸易项目的深层次法律风险问题,通常只关注合作意向、合同签订、合同履行等问题,对于沿线国家或地区的民族政策、宗教导向、地缘政治等因素考虑较少,往往容易为日后深度交流合作埋下隐患。对此,建立有针对性的提供危机预警和风险预判的情报系统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手段。

2015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成立了“一带一路”司法研究中心,这是继发布《关于人民法院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若干意见》之后,促进“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又一重大举措。这是最高人民法院牵头设立的司法研究中心(智库),在此基础上,各省市应相应建立研究中心分站,即区域性智库,将智库触角延伸至各省市、各级法院。对此,笔者提出几点建议:一是与地方法学会、科研院校、研究机构建立密切联系机制,加强对重大理论和司法实践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加强涉及“一带一路”司法案例的研究,提炼、总结审判经验,规范、统一裁判尺度。二是整合一批通晓国际法律规则、熟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律法规、善于处理涉外法律事务的本地专家队伍,主动以本土司法审判案例为研究蓝本,积极提出利用“一带一路”发展的前瞻性理论研究成果,并积极参与涉外规则的起草、研讨、制定,增强在涉外法律事务和治理方面的话语权。三是借鉴先进国家智库建设标准,一个成熟的智库建设应当建立完善的智库研究成果评估机制、项目管理机制、人才管理机制以及影响力传播机制等,应当建立科学完备的人才培养、交流和激励机制,如美国智库“旋转门”的人才交流机制,日本“派遣式”研究人员交流机制等。我国智库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研究范围、研究深度、研究独特性方面都有较大提升空间,因此,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做法能够为我国更好建立智库提供有益帮助。

4. 建立争端调解机制,促进纠纷化解便捷、高效。实施“一带一路”战略需要有效且为国际社会认可的争端解决机制,当前除了通过沿线国家法院解决争议外,最主要的是通过仲裁机制。国际上的仲裁机制基本分为三大类:一般商事仲裁、世贸组织制度和投资仲裁。沿用这三类仲裁机制风险较小,但对“一带一路”战略的促进作用也小。此外,这类仲裁机制都存在无法覆盖适用的先天缺陷,如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纠纷无法直接诉诸世贸组织机制。对此,在国家诉讼和各类仲裁以外,笔者认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探索建立一个争端调解机制,能够提升纠纷矛盾化解的缓和度,改变诉讼和仲裁过于刚性的争端解决方式,为解决争端问题提供更多选择性、便捷性和效益性,从而促进“一带一路”发展更趋和谐、长久。

调解被国际社会称誉为“东方瑰宝”,根据前文所述,我国在调解方面拥有理念基础和实践基础,那么在探索建立争端调解机制方面就拥有了优势。对此,笔者对建立“一带一路”争端调解机制提出一些建议:一是建立“一带一路”诉调对接机制,明确调解员的职责范围,规范调解程序,加强对诉至法院的纠纷进行过滤、辅导、分流,积极引导通过调解方式解决争端。探索建立第三方参与纠纷化解工作机制,引入专家学者、行业专家、律师等以独立第三人的身份参与调解工作。二是扩宽以调解方式处理争议的范围,当前很多服务贸易和投资合作有很大重叠性,若调解局限于贸易争议或投资争议等单项争议,则当事人就需要在不同的机制下解决不同争议,这不仅导致资源浪费,而且会使贸易和投资裁决无法相互衔接、协调,不利于纠纷的真正化解。三是调解方式要尽可能体现缔约方意愿。建立“一带一路”争端调解机制可采取自上至下引导,自下而上模式的原则,即由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明确指导性原则,由各省高级人民法院调研考察、拟定具体框架、运作模式、适用原则和运作规则,成熟后提交最高法院考虑。争端调解方式方法要尽可能体现沿线国共同发展目的,展现共同繁荣意愿,以便能与更多沿线国或地区达成共识,进而逐渐形成覆盖绝大多数沿线国的争端调解机制。四是调解规则的选择应注重公信力和知晓率。为争取国际社会的认同与支持,调解规则建议使用具有国际公信力且为人熟知的《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调解规则》,由于我国积极参与了此规则的制定,因此采用此规则作为调解规则有利于契合我国发展国情。当然,在整体采用时还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修改或协定,将调解机制建成能够维护我国企业发展权益的有效保障手段。